云南普洱地处祖国西南边疆,高山大川纵横,不便使用车辆或舟楫作长途跋涉,需要人力肩挑、背负和骡马等畜力驮运,马帮成为最重要的运输方式,使普洱茶、磨黑盐等物资的大规模运输成为可能。茶叶的远征性和交通的独特性塑造了茶马古道,茶马古道成为最重要的文化传播通道。

        普洱茶马古道宁洱段遗址,现存的有茶庵塘段、孔雀屏段、那柯里段、石膏井段、石丫坡段等。古道铺建于嘉庆十七年至道光三年(1812年—1824年),当时为方便向京城进贡普洱茶,由官方出资修建。古道上的石板条,全靠脚夫从几里甚至几十里外的山涧、河谷一块块地背上山,那些轻则几十斤,重则上百斤的板石、条石,是先民们用血汗的代价运来,任务之重、劳力之大,叹为观止。石镶古道沿着原始密林遮盖的山岗箐头,盘山而上,古木参天,林葱鸟语。石镶路的石面上,被众多骡马的铁蹄踏成大大小小深浅不一的马蹄窝。

        普洱茶马古道虽仅存几段遗址,但它自唐代以来,伴随普洱茶的流通、马帮运输业的发展,为促进边疆与内地,中国与东南亚、南亚国家的交流,特别是促进中国滇川藏地区经济、文化发展,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        普洱茶马古道始于唐代以后,随着农业和蓄牧业的兴起,物资交换与对外交往的扩大,步驿道路已具雏形。清光绪二十一年(1895年)思茅辟为陆路商埠。清光绪二十三年(1897年)设立海关,商贾云集,马帮四至,被誉为“东南亚陆路码头”。普洱是连接祖国内地和边境贸易、商品交流的货运中转地。据《普洱府志》记载,以普洱府为源头出境的茶马古道有进京官马大道、普洱西藏茶马大道、普洱江城茶马道、普洱澜沧茶马道、普洱易武茶马道5条。民国8年(1919年)之后,思普地区“瘴气”(瘟疫)流行,边贸货运由兴盛转入衰落。民国22年(1933年)省政府下令将昆洛驿道沿途进行整修。抗日战争期间,普洱茶马古道成为中缅战区的军事运输线之一。1951年至1953年,在昆洛公路建设中,普洱茶马古道在后勤运输上发挥了重要作用。自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,随着历史的发展与进步,历经千年的普洱茶马古道因历史的变迁沉寂,逐渐被人遗忘。民间有山歌唱道:“林深苔滑茶庵坡,猴子打秋鸟唱歌。自从汽车通普洱,官道长满茅草棵。”

        现代交通兴起后,虽然茶马古道和马帮逐渐被边缘化,但普洱茶马古道因表述普洱茶文化,传达普洱府沉淀历史,逐渐发展为文化符号,变成文化产业品牌,产生巨大的社会历史价值。

        普洱茶马古道是普洱史上海拔最高、通行难度最大的文明古道。普洱茶马古道可说是汉藏民族团结的纽带,沟通了藏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。普洱茶马古道的形成绝不是偶然,宁洱县地处祖国的西南边疆,普洱茶的故乡,普洱府所在地,普洱茶的原产地、加工和集散地,这就是普洱茶马古道形成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宗教的原因,普洱茶马古道这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,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其意义和价值。古道如今焕发新生机

        茶马古道上的古茶园、古茶树、古茶号、老茶厂、古城镇和集市、马店、古道、古桥等不可移动文物,以及马具、茶具、衡具、火器、乐器、服饰等可移动文物和丰富的马帮制度、艺术作品、历史记忆等诸多精神文化,都是值得珍视的遗产。进一步开发、挖掘和保护普洱茶马古道文化遗产,深刻理解其历史的、现在的、将来的价值意义,是我们儿孙后辈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
        1993年建设磨思公路,普洱茶马古道遗址受到严重破坏。宁洱县高度重视茶马古道的保护和管理工作,积极将普洱茶马古道宁洱段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,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,树立标志说明牌进行保护,全面完成茶马古文物保护单位的“四有”工作。经过多年努力,宁洱县投资400多万元,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,重新恢复了茶庵塘石牌坊和接官坊、接官厅,尽力按古道原貌对茶庵塘至磨黑段部分残缺的茶马古道进行了修复。新修复的茶庵塘茶马古道全长约12公里,道边植被保护良好,石板路上还保留着马帮长期踩踏出的几厘米深的马蹄印窝,可体会到“径仄愁回马,峰危畏如去”的意境以及千百年来马帮竞相争行的盛况。同时,宁洱县引进资金,投入约450万元,修复了那柯里至思茅坡脚段4.377公里的茶马古道,建成穿寨茶马古道、河道自然景观、古道陈列室、水车拉风箱、千锤大马掌、驿站广场、洗马台、碾子房、实心树、连心桥等近20个旅游景点和基础设施项目。

        茶马古道从久远的唐代开始,就像一条大走廊,连接着各个民族,进一步促进了各兄弟民族之间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,增进了民族间的团结友谊。同时,马帮每次踏上征程,就是一次生与死的体验之旅。茶马古道的艰险超乎寻常,然而沿途壮丽的自然景观却可以激发人潜在的勇气、力量和忍耐,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,从而衬托出人生的真义和伟大。如今,在古人开创的茶马古道上,留印在青石板上的先人足迹和马蹄烙印,以及对远古千丝万缕的记忆。